浅论另一面的“发掘”

近年来，在我们中国，出了一批勇于大胆怀疑、敢于标新立异和善于造假的“历史学家。”这类学问家的一项重要工作，据说是“发掘”历史的另一面，即所谓“真实”的不为人知的一面。其理由是，在过去的文字记载和宣传中，有许多不真实的成份，需要由他们为之辨伪、鉴真、证实。

这样的报道常可见诸报章杂志。远的不说，单说最近的就有几件相当轰动的事例。其一是，电白籍吴兆奇先生在他的大作《冼夫人文化史话》（下简称“史话”）一书中说：“电白山兜的‘娘娘庙’，始建于隋，是冼氏家族的家庙；电白霞洞的‘谯国夫人庙’，相传是冼夫人夫家冯氏家族的祠庙。”从吴兆奇先生的叙述表明，冼夫人是“电白县山兜丁村人”。与此同时，冼夫人的第六代孙高力士也被他定义成“冯氏畸儿”，是奸臣。为配合《史话》的出笼，电白籍名士李爵勋副教授真可谓赤膊上阵，急忙抛出“读后感”，在《茂名日报》上声嘶力竭地鼓噪推销说：“《史话》是选择已经搞清楚了的来写；而且，是‘有史引史，有志引志，相传者说相传’——这样做的结果，是存了真情，戒了误导，少了花言，敛了巧语”，真是“天衣无缝”。另一件事是，自诩为“专家学者”的电白籍郑显国先生在《高力士史略》中说：“因为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……，冯盎为夫人之孙，唐时家于良德，即霞堡地。”故将出生于潘州城的高力士说成为出生于电白霞洞乡间，从而认定高力士为“今电白霞洞人”。

相信所有看到或听到这一新观点的人都会感到震惊，因为史书明载冼夫人是“高凉冼氏之女”，出生于高凉山下良德县（今高州市）。高力士是冯盎的曾孙，潘州（今高州城）人。自古至今，世人的心目中一直也是如此认定的。今天却有人言之凿凿，把清代电白县知县特克星阿在山兜丁村立墓碑之地，说成为冼夫人墓。再以海南黎族出嫁女死后归葬娘家的风俗作推理，荒唐地把山兜丁村说成为冼夫人故里。将冼夫人第六代孙高力士定义成“冯氏畸儿”奸臣，电白霞洞人。也许很多人震惊的程度已经不是很强烈，因为在这之前司马相如已成为劫财劫色的大流氓，孔子也成了丧家狗，李白更是吃软饭想打架斗殴的混混，诸葛亮也成了中国最虚伪的男人。

在司马相如没成为劫财劫色的流氓之前，在孔子没成为丧家狗之前，在李白没成为吃软饭的混混之前，在诸葛亮没成为中国最虚伪的男人之前，多少人知道吴兆奇、郑显国、李爵勋、梅朝荣、李零、檀作文等人的大名呢？至少我不知道他们，世人“十年寒窗无人问”，这些人“一番胡说天下知”。玷污古代名人、争抢名人故里在今天已经不是个案，而古代名人被相继玷污、争抢的理由是什么呢？

有人说，理由很简单，玷污古代名人、争抢名人故里是成名获利的捷径。这话极有道理，他们一夜成名的效果有目共睹，他们卖书获利的回报也可以推测。现在出版社都是市场机制，一切围绕着经济利润转，如果没有丰厚的利润，他们难道会前仆后继的为这些“胡说”出书？

也许，第一个人胡说的时候，内心深处还有些惴惴不安。然而这些不安，很快就被“盛名”和经济回报给淡化。他们由不安到淡定从容，是因为名利比良心更具有现实意义。由于前面的人因为“胡说”得到丰厚回报，于是开始有更多的人出来著书胡说。因此诸葛亮、孔子、李白、司马相如、高力士等人相继倒了霉。

究竟又是什么因素驱动人们争先恐后地争夺“名人故里”的名头，这样从热闹场面后又蕴藏着怎样的玄机？

尊重历史，辨明出处，原本无可厚非。泱泱五千年的华夏古国，从来就有着尊崇祖先的传统。但是，争做“名人故里”的这些地方，目的真的是在于膜拜祖先，弘扬正气，传承文明么？

陕西省社科院副院长石英认为，对名人故里的争论其实由来已久，历史上也常常围绕帝王将相的故里和出处广有争议。如果这种争论热潮仅仅在学术界蔓延，那可以说是一种良性的行为，对于辨清历史，弘扬文明是有着积极意义的。但是，目前的这种甚嚣尘上的名人故里之争早就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。而且，地方政府已经取代学术机构，成为争战中的核心力量。

从开发文化资源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争夺名人故里是本着参与国家抢救、保护和传承文化的宗旨，以真正的保护为目的，把几千来优秀的文化“古为今用”，然后再创造出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，进一步扩大地方的知名度，这当然无可厚非，也应该说是件好事。但是，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做法，早已经偏离了实事求是发展地方资源的做法。现在有的地方无实事求是之意，只顾拉“名家故里”来生利。名人故里之争，演变为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，成为资源之争、品牌之争。例如近年来，某些人利用职权以“中共茂名市委办公室茂名市政府办公室”的名字联发的“茂委办[2005]62号”文件的通知，说什么“电白是冼夫人娘家，即是冼夫人的故里，”“高州是冼夫人成长和生活的主要地方之一”，这实质上是利益驱使下的资源经济博弈，已经演变成利益之争。为了地方主义利益，“文件”的炮制者做贼心虚，不敢引用正史的结论而是凭空提出“电白是冼夫人娘家，即是冼夫人故里”这个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问题。“关于冼夫人是电白人”，电白县冼太夫人研究会顾问、阳春市学者钟万全说：“论据是今电白县电城镇山兜丁村有‘冼夫人故里’和‘谯国夫人冼氏墓’及隋朝文物。但是，电白县境无冼夫人生前行政治地遗址和经济军事活动遗址，墓地亦未有确凿证据”。由此可见，“文件”的炮制者纯属伪造历史。尤其恶劣的是他们竟以党政部门的名义发文进行不正当的行政干预，用权力压制学术争鸣，导致学术造假和文化造假，结果有害于擦亮冼夫人文化品牌。该事件考验了社会对官方的公信力、对有关部门的信任度，官方的文件通知使得人们越发认定“电白是冼夫人故里”是伪造的。这是学术腐败在官方部门的表现。郑显国先生说了一句正确的话，就是：“无论多大的官都无权干涉、判定历史学术是非问题。”这句话很值得当权者反思的。

为了达到争抢名人故里，吴兆奇先生与“文件”的炮制者一唱一和，以卑鄙的造假手段，蒙骗专家学者，误导世人。他在《史话》174页中说：“又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：唐圣历初年（698），冼夫人第五代孙潘州刺史冯君衡被‘矫诬’罪办杀头抄家，株连九族，夫人故里丁村亦成废墟，故墓园地面建筑可能毁于此时，从发现宋朝钱、宋代建筑物件、器物，未见南汉钱和器物来看，建筑可能复建于宋代。”吴先生炮制出这段离奇的文字后，又如何得到麦英豪、黎金等七位专家的签名确认，个中底细只有其本人才知道。《史话》作者最后得意忘形地叙述：“对于历史文化，考古科学最有发言权。在地下埋藏了千百年的实证物象，打破了一切臆断和推测。千古文化的积淀，一下子变成了鲜活的历史材料，呈现于人们的面前。历史将掀开新的册页，记下专家们这笔功劳。”“寻找英雄魂归处，经数百年的不懈努力，终于让各种志书尤其是考古科学画上了庄严的句号。”果真如此吗？非也！假的就是假的，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，伪装终于被剥去。为了弄明真相，很多冼学研究者尤其是离休老干部、高州市冼夫人研究会顾问梁基毅先生又是查历史，又是找根据，为此废寝忘食的进行考证和研究，终于证明“这是《史话》作者造假，《资治通鉴》根本没有这样的文字记载，而是作者栽赃给宋代史家司马光，企图以司马光的威望误导读者，使没有读过《资治通鉴》有关唐代圣历初史料记载的人信以为真，使丁村被毁为废墟，没有冯冼姓氏合理化，可谓用心良苦。”也许这就是《史话》作者似乎只有这样才算反映了“真实”吧。

真实地反映历史是必须有的唯物主义的态度，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也是必须遵循的原则。基于此，对某些确实有误的史料加以甄别纠正，自然也就无可非议。但是，如果把兴趣放在无稽之谈的另一面的“发掘”上，以荒诞的标新立异为能事，以造假的手段欺骗和误导世人，我看对此是应该警惕和加以反对的。

李爵勋副教授的“读后感”，自然也受到读者们的质疑和批评，开始时李副教授回答说：“我没有详细看过《史话》，只不过是奉命而作。”但到了后来，他赖账了。可能这时候他才接触《史话》，觉得问题严重吧，只好改口说：“我没有写过什么读后感，我没有领过稿费，谁写的我不清楚。只能用农村妇女的话说，‘老鼠咬……’要弄明这件事，只有主编×××才讲得清楚。”但他又不愿公开声明此事与己无关，甘愿揹黑锅。这岂不是丧失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人格吗？也许他有难言之苦衷吧。不过，透过这件事，使得某些权势者不经意间暴露出了自己丑陋的一面。

也许有人说，在这个言论自由的年代，人家的这些行为只不过是经济时代的产物，有需要就有人化成商品的形式给予，旁人有什么权利和资格来说三道四，是不是看人家出名挣钱了眼红，有本事自己也试试。我相信，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不在少数。大家都知道，贩毒获利最快也最丰富。毒品对人的危害显而易见，不仅让人身体健康受到损害，还扰乱社会秩序。对古人进行玷污、学术造假的本质也是一种毒，一种精神之毒，然而这种毒罩着“学术新发现”“个人见解”的外衣，并且由一些所谓的“文化人”说出来，或通过权力机关发文件的形式把其合法化，其危害性被隐蔽的很深。贩卖毒品会受到公安的严打，贩卖这种隐性的文化毒品，危害很深，却让普通民众难以察觉。“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”应该是每个从事文字工作者最基本的良心，因为“唯精神永存”。当一种不良的思想见解被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来，其危害之深难以用言语来估量。为了下一辈人的健康成长，每个有正义感的人都应站出来对这些不良文人给予严厉的批评。

从上所述，吴兆奇、郑显国和李爵勋诸位先生表面为电白家乡抢“名人故里”，实为电白家乡争夺“财神”。这既为电白家乡，也为他们自己。一个人追逐名利没有错，但因为想出名获利，就胡乱伪造历史，过于炒作“历史名人”，任意玷污古代名人，任意改变名人籍贯却是一种耻辱。古代名人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，他们催人上进让人引以自豪，对他们不但不加倍珍惜还肆意玷污，假如冼夫人、高力士泉下有知，也不知魂归何处，是不是有失厚道？在言论自由的今天，也许没有人或部门出面对这些不良行为进行干预，但也决不能因为某些权势者的受意而为的，就可让这种不良倾向泛滥成灾。我们应遵照胡总书记“求真务实”的指示，发扬鲁迅先生痛打落水狗的精神，对学术上造假的腐败行为必须穷追猛打，激浊扬清，正本清源，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好在历史不是可以胡揉乱捏的面人，也不是能够任意打扮的女孩儿。谁捉弄历史，谁就要受到惩罚。所以笔者奉劝吴兆奇、郑显国、李爵勋此类“学问家”或好此道的朋友，还是老老实实正正经经地做人做学问为好。